我与中戏｜陶涛：一张照片

中央戏剧学院电影电视系教授，博导，中央戏剧学院学术委员会委员，中国广播电视协会纪录片工作委员会副秘书长，中国高校影视学会理事，纪录片专业委员会理事，网络视听专业委员会理事，潇湘电影集团电影顾问，著有多部学术专著，曾获北京高校“优秀本科教材课件”重点项目及一般项目奖；主持或参与国家社科基金、文旅部艺术基金、北京市社科基金决策咨询项目等多项重大课题；在核心期刊发表数十篇学术论文，曾获金鹰节电视艺术论文理论类一等奖。拥有20余年担任国家级纪录片重大项目总导演、总撰稿、总策划的丰富经验，创作《党领导下的百年文艺》《放歌新时代》《人间世》《留法百年》《发现肯尼亚》《HELLO北京》等作品荣获金熊猫奖、金红棉奖、金鸡奖、骏马奖、“中国龙奖”金奖、中国纪录片学院奖、广电总局年度优秀纪录片奖等数十项国家级、国际级纪录片重要奖项。

这些日子整理电脑，无意中翻出硬盘里的几张老照片，那都是上个世纪留存下的家族记忆，大多是至亲友朋，及几位小时候依稀记得见过但面目模糊的远房长辈。当时翻拍的照片都纸边已卷，颜色黄旧，宛若被岁月烟火轻轻熏染过一遍，却有着某种沉稳的时间力量。我本想只是借助AI修修图，给自己留下个清晰的念想，但不料修完后，盯着看得久了，心里竟慢然生出另一层意味来，旧照片修旧如旧，乍以为只是认清故人旧貌，实则却在读懂自己的过往与未来。

前：陶练先（父亲）左：陶懋槩（爷爷）后：吴声润（奶奶）

就是这张照片，爷爷、奶奶和父亲一家三口的全家福，时间拍摄于1947年左右，当时爷爷在长沙市任保安队副队长一职。他毕业于黄埔军校，参加过淞沪会战，年轻的他坐在那里，挺拔俊朗英气逼人，但照片里更吸引我的，还是奶奶，她站在自己丈夫和孩子的身后，烫了个今天依旧十足时尚的发型，AI修复犹如时光魔术，时年二十四、五岁的她，端庄明净神采照人，竟有种我从未曾想过的好看，极好看！那张照片我看了许久，脑海里忽然浮现出当年有人曾招呼她去上海拍电影的印象，我对这段历史有了突发强烈的好奇心，忍不住拨通了近十年都未曾联系的二姨妈的电话，我给还在长沙的她发过去修复后的全家福照片，竟牵出一段自己与中国现代戏剧史丝缕相连的家族往事。

唐槐秋

二姨妈告诉我，奶奶家本是湖南湘乡吴氏望族，她的姑姑吴家瑾，又名吴静，是南国社元老、中国旅行剧团创办者唐槐秋的夫人；他们的女儿唐若菁，是中国旅行剧团的当家明星，曾饰演香港电影《清宫秘史》慈禧太后一角的著名演员；而唐槐秋，这位曾与欧阳予倩、田汉、曹禺等交往颇深，曾推动中国演剧职业化的第一人，正是我奶奶的姑父，我的太姑爷。挂掉电话的那一刻，我真切地感受到巨大的心灵震撼，这些原本只铭刻于中国戏剧史和电影史上的名字，竟然瞬间就与我产生了血脉关联。原来，我与中国戏剧的缘分，并不始于二十五年前，我来中央戏剧学院任教的日子，在更早的年月，祖辈们早于无声处，为后人埋下这份日久绵长的一脉因缘。

我在电影电视系从事影视导演及制片的教学工作，对于中国戏剧史并不熟悉，太姑爷唐槐秋这个名字，我只能通过搜索文献史料，去简单了解他的生平。他生于1898年，湖南湘乡人，原名震球，早年赴法国学习航空机械，1925年回国，参加田汉主持的南国社，共同推进南国艺术运动。他曾主演影片《桃李劫》《孔夫子》等，后加入欧阳予倩主持的广东戏剧研究所。1933年，他组织中国旅行剧团演出中外名剧，对推动现代演剧职业化、提高话剧演出艺术水平具有较大影响。新中国成立后，他担任中国戏曲研究院导演，于1954年病逝。他是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戏剧活动家、演员和导演。

尽管阅读这些材料帮我了解一些我的太姑爷和中国现代戏剧的关系，但他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依然没有任何真切感受，直到我读到原载于1934年《矛盾月刊》第二卷第5期，他自己写下的对南国社生涯的回顾，我第一次开始对这个陌生又遥远的人名，产生了些许淡淡的亲近。

1926年，消寒会时合影。前排左起：唐琳、唐槐秋、吴家瑾；后排左起：刘韵秋、欧阳予倩、谷崎润一郎、田汉、欧阳剑俦、欧阳剑俦夫人

回忆文章里，太姑爷的文字笔触有力，棱角分明，带有戏剧活动家的爽朗性格，真挚且有筋骨、调皮还略带浪漫。文章一开头，他写自己1925年留欧归来，盘费已尽，称自己十年都没来上海了，犹如“乡下人走进大都会，昂着头向前瞎闯”，“噎，忽然有四个大字映到我的眼前——欧阳予倩”。他猛然醒悟，在剧场遇见故人，“啊，对了，予倩还在这里唱戏呢！”，但此时太姑爷的第一反应是有地方可蹭饭了，“我即刻回到旅馆里写好一张条子，叫茶房送去，一会儿，予倩飘飘然莅临了。”

次日，太姑爷赴欧阳家，予倩夫人准备满桌湖南美食，沽上好酒，席间陪客正是田汉，“然而田汉先生在席上却非常地客气，简直就不肯伸一伸筷子”。一番了解，才知他前晚接受邀约，却偏偏一觉醒来忘得一干二净，直到大学里教完书吃过饭，才忽然想起，特地赶过来签个到。“这一天，予倩夫人和予倩的令妹征姑都特别地高兴，和我作酒的较量。我的新由葡萄之国归来的饮士，又在故人家里，承故人之妻，妹的盛情，能不尽量一醉！然而结果是征妹喝醉了。”这寥寥几笔，一下就把欧阳予倩及家人的温厚周到，田汉的疏朗可亲，唐槐秋的豪兴诙谐与略带湖南人的蛮劲，都在家常琐事里显透出来。几个人一边吃着佳肴听闻太姑爷的留法轶事，一边表达着对戏剧与电影的共同热爱，酒意渐浓兴致颇高，中国现代戏剧初创时期的那种亲切而热烈的交流氛围，就在这三位名士骚客的饭桌夜谈间，扑面可感漾荡开来。

1936年，中国舞台协会在南京合影，前排左起：白杨、欧阳予倩、俞珊。后排左起：马彦祥、洪深、余上沅、唐槐秋、张道藩、应云卫、田汉

再后来，唐槐秋一时兴起，竟办起了“东方交际跳舞学校”，这还意外获得欧阳予倩母亲的首肯，成为老上海中国人教授交际舞的第一人，太姑爷声称“由此也可以使我们知道一些上海的社会，是怎样地一个社会？”。田汉则建议成立“消寒会”，理由是“上海的文艺界太沉寂了”，“我们处在这样严寒的冬天，各人只顾在各人自己的屋子里生火，在各人自己的门前扫雪”。于是，海派文艺爱好者交流的聚会定期在田汉的新少年影片公司大厅举办，太姑奶奶吴家瑾女士奉家命带五百块大洋来上海，原本是监督留法归来的太姑爷回老家湖南，可被太姑爷略施小技，不但人没有带回去，自己还留在了上海，投身于之后波澜壮阔的南国社文艺运动。这就是唐槐秋，我的太姑爷，他身上总透出一股子热辣生猛的霸蛮之力，拥有留法学成归来的开阔思维，以及那份近乎天真的理想主义。他原本学习航空，志在科技救国，却偏不循规蹈矩，在与欧阳予倩和田汉重逢之后，便把内心的热爱全情投向戏剧与电影的舞台。这样的人，后来去创办中国旅行剧团，倒也顺理成章，他是真正把戏剧当成了一生都认真面对的历史使命。

中国旅行剧团演出《雷雨》

今天回看，中国旅行剧团之所以在中国话剧史上分量极重，不只在于它在全国巡演了几出名戏，而更重要的是，它把中国早期主要依附于学校社团、业余爱美剧活动与零散公演的话剧形态，真正往现代职业剧团的方向推进。中央戏剧学院官网关于“中国剧目创排计划”《雷雨》的史料介绍清晰表明：“1935年，上海复旦大学学生剧社把《雷雨》搬到舞台，剧社请来的导演是中国话剧的开拓者、后来成为中央戏剧学院首任院长的欧阳予倩。同年，中国第一个职业话剧团体‘中国旅行剧团’带着《雷雨》走遍大江南北”，正是“中旅”在天津、上海、南京等地的商业公演所引发的巨大轰动，在市场及美学的两个高峰维度，将《雷雨》的戏剧典范性初步确立。同时，围绕戏剧演出机制的本体核心，“中旅”开创性探寻了如何依靠戏剧演出来运营剧团、养活演员、培养观众、建立舞台规范等，将中国话剧最终推向了职业化和民族化的道路。正如田汉所言，“中旅”是戏剧运动中的“爱姆登”，那是一艘在一战中看似普通却因水军战士团结一心而斩获彪炳战绩的著名军舰，这个比喻真是精妙，“中旅·爱姆登”号，它的确不是那艘最大的船，却是那艘最具革新精神、最能顶风破浪的战斗之船。船长，就是唐槐秋。

我尤其敬重太姑爷的一点，是他始终把戏剧视作一件极有风骨、体面且不可轻慢的艺术，誓死都在捍卫戏剧及戏剧人的尊严。中国旅行剧团创立之初，并无官面后台，也无资本豢养，几乎全靠一群青年戏剧人的热情拼搏。南京首演稍有名气之后，国民党便想以每月三千元津贴、演出费用实报实销的条件，尝试把“中旅”收编为暗中掌控的御用剧团。太姑爷一面虚与委蛇，一面暗自谋划北上，他后来带着“中旅”一路在平津沪宁汉港多地奔走，不只是为演戏，更像是给中国话剧探索出一条现代职业剧团的生存之路。之后随着“中旅”名声日益显赫，引来了周恩来的注意，当得知太姑爷同为留法勤工俭学生时，周恩来回忆起他的原名叫震球，生性幽默的太姑爷自嘲回应，说若不改行，如今或许就能驾飞机去打鬼子。周恩来则回应说，文武两条战线，你用戏剧作武器，照样可以打击敌人，这句话可谓是一语中的。

1943年，在沦陷区演出时，因太姑爷与左翼人士来往密切，剧团的人被日本宪兵队以“代八路军作宣传”的罪名逮捕，唐槐秋父女被关押达两月之久。出狱之后，日伪社团又送来《林则徐》剧本，表面看是歌颂中华民族英雄，实则借反英之名，替其反同盟国宣传张目。太姑爷一眼便看穿其险恶用心，他不声不响只用一个“拖”字诀，硬就把这桩事无限期搁置。后来川岛芳子派系的剧团又来威逼“中旅”合作，他眼见实在无可周旋，索性放出召开观众联欢会的烟幕弹，剧团成员趁机兵分多路乔装离开。这样的人，表面上看似圆转机警，骨子里却极硬得很，他可以周旋，但绝不肯投靠，他可以忍让，但绝不肯失节。

更难得的是，他从未把爱国立场包装成廉价的市场买卖。抗战前夕，他想在上海租界上演法国名剧《祖国》，借普法战争的故事以召唤国人抵御外侮之心。为通过租界审查，他和陈绵与法国领事斡旋，又顶住日本领事百般阻挠，甚至宁肯自掏腰包请上百名临时演员来演一场注定要亏本、却无论如何需在租界公演的为抗日正名之戏。这早已超越了“中旅”这种民间职业剧团普通意义的演出，更像以一种中国戏剧人倔强而无畏的爱国主义民族精神，真正将戏剧打造成为了一把战斗的武器。

太姑爷唐槐秋的一生未必总站在历史的耀眼中心，甚至常处在命运的夹缝之中，在误解、困穷、清贫和压迫下独自支撑。但他身上，总会流淌有某些浪漫理想的热血，自带老一代中国戏剧人的风骨。如今，我已入职中央戏剧学院任教近25年，再回看这位陌生又亲近的太姑爷，才猛然感受，偶然翻出的这段家族旧事，并不只是意外地把我和几个戏剧史上的名字关联起来。更重要的是，让我徐徐理清自己与中央戏剧学院更深的情分。

陶涛教授与毕业生在老院长欧阳予倩雕像前合影

中戏之所以是中戏，并不只是因为它是一所戏剧学校，更因为它背后永远矗立着那些支撑中国现代戏剧一路走来的人，那些真诚、有傲骨且又可爱的人。中央戏剧学院是新中国第一所戏剧教育高等学校，太姑爷的至交好友欧阳予倩是学院首任院长，而学院所秉持的“求真、创造、至美”的校训，今日再读，似乎也不只是刻在校园墙上的六个大字，而更印证出几代中国戏剧人以毕生实践锤炼出的戏剧精神。

所谓“求真”，不是追摹生活表象的逼真，而是戏剧人在面对时代、人性与自我时，不肯虚饰苟且的艺术诚实。老院长欧阳予倩早年提出“真戏剧”的观念，反复强调“戏剧是艺术”，但这种艺术独立并非脱离现实，而是为了使戏剧能够更有力地回应时代。他说戏剧本是“社会的反映”，能够“使人们认识人生，认识自己，能给人类新力量”，同时又提醒我们，即便要借戏剧承担宣传和启蒙的责任，也“必要先有健全的戏剧”。这正是他那一代戏剧人的清醒之处，艺术真实是体，时代使命是用。戏剧若不能首先在人物、动作、情感和舞台上成立，就难以产生真正有力量的社会性表达。

所谓“创造”，不是单纯求新求异，而是在中与西、旧与新、话剧与戏曲之间，开辟一条中国现代戏剧自己的道路。老院长欧阳予倩一方面主张以“新的思想，新的技术，新的组织”来推动传统戏曲更新，另一方面又指出中国话剧不能离开民族艺术的根脉，早期话剧“在编剧和表演方面，唯一的师傅还是中国的戏曲”，晚年更希望话剧“在传统的基础上创造最新最美的戏剧艺术”。太姑爷唐槐秋和“中旅”的意义，也正在这里，他们让话剧走出学校、社团和零散公演，在巡演中寻找观众，在市场中探求规范，在困顿中形成职业剧场传统，使中国话剧真正获得了现代形态与民族气质。

所谓“至美”，也不是脱离现实的精致，而是在历史风雨中仍能守住人的尊严、艺术的底线和民族精神的光亮。老院长欧阳予倩所说的美，是有情感、有思想、有行动、有力量的艺术境界；太姑爷拒绝让“中旅”沦为御用剧团，拒绝日伪借戏剧之名行宣传之实，宁可周旋、拖延、转移、逃离，也要保全剧团的清白。由此可见，戏剧之美不只存在于舞台上的灯光、身段、台词和掌声里，更在于台下的选择中，艺术家在面对时代的压力，仍能坚守戏剧的独立、人格的清白与民族文化的骨气。

也正因如此，我忽然更能理解那一代中国知识分子、艺术家和思想者共同关心的核心命题，即美究竟从哪里来？它为什么能够穿越个人命运、家族记忆和民族历史，发展成为一种深沉而持久的精神力量？巴黎国际哲学院院士、我的表伯父李泽厚先生曾以“积淀”说表达他对中国美学的思考，即美并不是浮在生活表面的装饰，它是深深沉积于民族的历史经验、生命情感和文化心理结构之中。苦难不会天然生成美，尊严也不会自动外化为艺术形象，只有经过时间、情感、礼俗、身体和艺术语言的反复沉积，它们才会转化为可被感受、传承并重新创造的审美方式。

中国戏剧的力量，也正在这种“积淀”之中，它把天下兴亡、个人命运、伦理情感、历史印记和生命愿望，熔铸成舞台上的形象、声音、节奏与行动。若说欧阳予倩代表着中国现代戏剧对于“真戏剧”的自觉，唐槐秋代表着中国职业剧场从无到有的创造实践，那么李泽厚所揭示的美学精神，则让我更深地明白，戏剧的深层价值并不止步于完成一出好戏、创建一座恢弘剧场、完善一套成熟的演出机制，甚至是达成一种现代艺术的经典范式，其更深层处，它关乎一个民族如何通过自身独特的审美形式整理历史经验、安放生命情感、确认精神形象，并在不断创造中延续文化记忆、更迭时代精神。

此刻，“求真、创造、至美”这六字校训，于我而言，也就不再只是中戏校园里的一句庄严题铭，而凸显出中国戏剧人的三重精神内核。求真，是不欺人、不欺世、不欺己；创造，是在传统与现实之间敢于开路、敢于担当，敢于把理想铸就为有内涵的作品；至美，是在历史风雨中仍能守住人之尊严、艺术之光亮和民族之魂魄。它属于欧阳予倩，属于唐槐秋，也属于那些曾经在中国现代戏剧道路上奔走呼号的人，当然，也属于今天每一个仍愿意认真面对舞台、影像、观众和时代的戏剧影视教育者和从业者。

再回望这张拍摄于1947年前后的全家福，它便不再只是祖父、祖母和父亲的一次留影纪念。照片中的三个人沉静地望向镜头，记录下了这个家庭安稳却未知的那个瞬间，他们身后被岁月所隐去的命运坎坷、时代风尘和戏剧因缘，却在79年后，被他们的后人一层层慢慢摸索而来，显影而出。这关乎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到哪里去？

如今，回溯这条来路，我终于懂得，是从湖南宁乡陶氏、湘乡吴氏的家族往事里来，是从南国社热烈讨论的灯火阑珊里来，是从中国旅行剧团一路颠沛的车马尘埃里来，也是从中央戏剧学院“求真、创造、至美”的六字校训里绵延而来。它使我看见，自己今日所站立的三尺讲台，所面对的舞台与影像，并不只是一次简单的职业选择，更不算做某种人生之偶然，在更深远的历史时间里，它其实早已被祖辈的命运所注定。

一生情，几世缘，这，就是我和中央戏剧学院的故事。